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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关于下方文字内容，作者：吴青叶，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商学与经济学院，通信邮箱：qingye.wu@anu.edu.au
作者之前的文章：
①Mita, 2020小诺奖RDD女王最具影响力的成名作, 附数据和计量程序
②选择模型真用对了吗? 扒一扒75篇顶级外刊的真相, 并献上最权威的使用策略
③前沿: 双重稳健DID, 给你的DID加一把锁！
④用中国截面数据和OLS在JPE发文, 这个外国教授凭啥这么牛！
Trust in State and Nonstate Actors: Evidence from Dispute Resolution in Pakistan Daron Acemoglu, Ali Cheema, Asim I. Khwaja, and James A. Robinson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2020 128:8, 3090-3147
This paper investigates whether information about improved public services can help build trust in state institutions and move people away from nonstate actors. We find that (truthful) information about reduced delays in state courts in rural Pakistan leads to citizens reporting higher likelihood of using them and to greater allocations to the state in high-stakes lab games. We also find negative indirect effects on nonstate actors and show that these changes are a response to improved beliefs about state actors, which make individuals interact less with nonstate actors and, we argue, induce them to downgrade their beliefs about these actors.
摘要：群众对国家机构缺乏信任是许多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的问题。文章主要探究关于改善公共服务的信息是否可以有助于建立对国家机构的信任并使人们远离非官方组织。作者发现有关在巴基斯坦农村地区的州法院减少延误的真实信息会使得公民去州法院处理事宜的概率提高。更有趣的是，作者发现其对非官方机构的消极的间接影响，并证明了这些影响是由于信念的改变传导的。作者认为这些影响是对国家机关有所改善的一个回应，由于对国家机关信赖度增加，会使得个体减少与非官方组织的互动，从而降低对这些组织的信赖感。国家机关能力的不足是许多欠发达国家面临的最具挑战性的问题之一。国家机关的低效有着复杂的历史因素和现时的因素，例如制度的缺陷，腐败问题的严峻等等，当人们开始质疑国家机关提供基础服务的能力时，情况就会恶化（参见Clark 2004，Harmsen 2010，Roy 2013对一些中东国家的研究）。国家机关和非官方机构之间不断变化的平衡可能会构建一个反馈循环，其中弱政府会导致群众与非官方组织之间互动增加，进一步削弱对国家机构的信赖。尽管这种循环机制看上去可信，但是没有直接的证据证明非官方组织的强势会引致政府机构的弱势。文章通过在巴基斯坦的农村组织lab experiment来阐明两个问题。首先，作者调查了提供真实的媒体报道的关于改善服务特别是减少州内法院未决案件数量的信息是否能够改变人们对国家机关的信赖度以及改变人们的行为。作者通过询问受访者是够更愿意使用和更信任州法院完成信息的收集。第二，作者关注国家机关和非官方组织之间是否存在潜在的反馈机制，文章调查了对国家机关的信任和对非官方组织的信任是否紧密相关，比如关于州法院的正面信息会使得受访者不太愿意与非官方组织进行互动，也不太可能对非官方组织产生积极的情绪，尽管这些正面信息与非官方组织之间并无直接联系。巴基斯坦是做此类研究的理想环境，因为众所周知的弱政府以及其低公信力的特点（见Jackson等人2014，Cheema等人2017），同时国内的非官方组织在处理国家事务方面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尤其是争端调节方面（见Chaudhary 1999，Gayer 2014，Shinwari 2015，Siddique 2013）。巴基斯坦州法院的低效是政府弱势的一方面原因并引发了群众的强烈不满。文章聚焦于在争端解决过程中一个主要的非官方组织—村务委员会的作用。村务委员会是由村长和当地其他有影响力的人组成的团体，是州法院的主要替代。值得注意的是，村务委员会是在正式司法系统之外的，主要依赖于当地民俗进行裁决，通常不会遵循巴基斯坦政府颁布的法律。作者采用两种方法衡量群众对国家机关和非官方组织的行为和态度。首先，作者收集了关于州法院和村务委员会预期使用和评价的调查信息。其次，作者设计了lab games旨在解决使用自我报告数据可能会产生的问题。受访者会在这些游戏中获得550 PKR（第一轮研究中大约5.3美元），相当于样本日均收入的1.5倍。第一个游戏，我们称之为基金独裁者博弈，是实验经济学中著名的独裁者博弈的一个版本。这个游戏让受访者在自己和帮助其他人进入州法院的基金进行分配。然后，他们又另设另一笔基金用来改善与村务委员会的接触。因此，基金独裁者游戏衡量了受访者愿意为进入这两种机构的其他人的贡献值。第二个游戏，被称为投资游戏，衡量受访者对两个组织初始效率的看法。更具体的说，这个游戏要求受访者在州法院或村务委员会处理的投诉人案件中投入资金，投资基于相关组织处理案件的效率，效率越高，回报越高。作者主体的实验设计依赖于首先捕获基线的行为和理念，然后向受访者提供州法院减少延迟案件的信息，然后衡量这些信息如何改变群众的博弈行为和反应。尽管有大量研究发展中国家政府机关能力低下的文献，但是关于国家机关和非官方组织之间如何相互作用和竞争研究却很少。群众的信任和政治文化在国家机关处理事务的作用可以追溯到Banfield（1958），Almond和Verba（1963）以及Coleman（1990）。Evans（2012）提出了Peter Evans嵌入式自治概念中强调了公民合作本身依赖于他们对制度的信任。这个观点在一些政治学著作中也有所体现（见Mishler和Rose 2001， Rothstein和Stolle 2008， Zmerli和Newton 2008）。Dell等人（2015）最近的研究认为，北越南的强大的政府机构能力与村民的合作有关。同时，文章的方法也与实验经济学文献中几个不同的部分有关，并在此基础上加以改进。使用实验手段来测量不同环境下的信任度、想法的文章越来越多（见Berg等人1995，Burks等人2003，Dufwenberg和Gneezy 2000，Bohnet和Zeckhauser 2004，Camerer和Fehr 2004， Ashraf等人2006，Johnson和Mislin 2011）。其中大多数文献没有关注群众对国家机构的态度，值得注意的例外是Cox等人（2009）。与文章工作相关的另一个分支是对极端主义各个方面的调查。例如，Bullock等人（2011）和Blair等人（2013）研究的是对巴基斯坦激进组织的支持，而Delavande和Zafar（2012）以及Bursztyn等人关注的是反美态度。文章还与在研究发展经济学中使用lab-in-the-field games的文献相关（参见Cardenas和Carpenter 2008的问卷调查）以及一些研究向选民或公民提供信息之后造成的影响的文献相关（例如，Grossman和Michelitch 2018，Andrabi等人2017）。最后，一些社会学和社会心理学的文献也与文章相关。例如，Anderson（2010），Sullivan和Transue（1999）以及Schoon和Cheng（2011）强调了个体经历对塑造政治信任的作用。Kramer（1999）在组织发展中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考虑到影响个人选择国家机关或非官方组织处理争端问题的因素有很多，所以确定这一行为的决定性因素是一个挑战性问题。为了克服这些困难，作者利用了within-subject实验研究设计，检验个人获取的信息是否会对行为产生影响。作者先让受访者接触到国家机关是有效的信息，然后观察他们对国家机关和非官方组织的看法和行为发生的变化。为了解决问卷调查结果可能不能反映真实世界的反应的问题，作者聚焦于相对高赌注的实验设计，旨在揭示受访者的行为。文章感兴趣的是，对国家机关有效性的认知能否改变人们对国家机关和非官方组织的态度和行为。考虑到了群众对州法院普遍不满的态度以及普通公民可能无法获得充分信息的可能性，文章主要的信息处理提供了关于正式司法系统表现的真实而有利的证据，作者称之为SP treatment。基于现场的讨论，许多受访者认为，由于法院系统中普遍存在的延迟，他们不会得到有效的公正，因此作者聚焦于减少案件处理的延迟。所以实验中向受访者提供了研究样本区（Sargodha）附近的地区（Multan）的真实信息：有一项新的司法政策正在实施，该政策在Multan实施，使得当地法院在两个月内解决了6000起未决案件。由于这个原因，Multan的未决案件减少了20%。该政策已在Sargodha执行，预测大多数未决案件可在一年之内得到解决。这样设计的一个潜在的缺点是，受访者可能会获得信息后由于其他原因改变了自己的看法和行为。例如，他们可能觉得有义务这么做尽管他们的观点没有发生真正的变化。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作者对随机选择的一组受访者进行社会实验者（SE）实验，在进行信息发布之后，作者重复了这些调查和博弈。在这样的样本中，可以排除任何潜在的社会实验者的影响。作者的主要方案是随机挑选一个家庭，征求他们的同意，就争端解决问题进行讨论。作者介绍他们自己是对解决争端的不同方式有兴趣的研究人员，在得到他们同意之后开始进行博弈游戏。参与者被告知如果同意参与将受到50 PKR加上他们在游戏中获得的潜在收益。在获得同意后，受访者会被问及一系列有关争端解决的问题，以及他们对州法院和村务委员会行事的效率的看法。调查包含受访者预期选择州法院还是村务委员会解决争端的问题。在调查的后期，还包括了个人对相关组织处理事务的效率的看法以及对其信任度的问题。同时，作者还收集了受访者对他人选用哪个组织处理争端的预期（所有的变量范围都在0到10之间）。通过比较实验前后问题的答案，可以衡量在SP和SE实验中，受访者的看法和行为产生的变化。除了基准调查外，受访者还参与了两个游戏，基金独裁者博弈和投资博弈。设计这两款游戏的目的是为了捕捉公民对国家机关和非官方组织的看法。基金独裁者博弈旨在衡量当考虑到国家机关给民众的福利提高时群众信念和行为的变化。投资博弈的目的是衡量当考虑到两个机构处理争端的效率时群众的信念和行为的变化。作者研究的样本包括年龄在20岁到64岁之间的农村男性户主（或者他们的近亲），分布在巴基斯坦人口最多的Punjab的四个街区。试点结果表明，这个性别和年龄层的受访者最有可能成为一个家庭的决策者。作者又对女性进行了100次试点调查，发现它们与国家机关和非官方组织的打交道的直接经验不如男性，使得女性不适合作为研究的受访者，所以作者将受访者的样本限定为男性。在城市，城郊和农村环境进行试点后，作者决定只在农村地区进行研究，因为在这种环境下，与非官方组织的接触更容易识别。尽管城市地区也有非官方组织，但是，相比之下，在农村地区，村务委员会一直被认为是主要的非官方组织。此外，基于1998年人口普查，大多数巴基斯坦人口（68.7%）仍然居住在农村（参考巴基斯坦统计局）。作者随机选择了Punjab的一个地区（Sargodha）的农村家庭。该地区在Punjab非常具备代表性，使得作者可以从Cheema和Naseer（2013）进行的旨在地区层面具有代表性的初步调查中使用预先存在的抽样框架（2007年Sargodha村庄和家庭调查）。作者进行了两轮调查。第一轮调查从2015年1月至2015年10月，共有来自37个村庄的2986名男性样本。根据审稿人和编辑的反馈，作者在2019年4月到2019年5月进行了第二轮设计的修改，进行了稳健性检验和对潜在渠道的调查。在第二轮调查中，另有872名男性受访者。调查参与者是通过调查前的地点调查中挨家挨户访问来招募的。然后，参与的家庭被随机分配到主要名单和替代名单，以满足每个村庄的预先指定的目标。在每个村庄，作者都进行了有限数量的调查（45-50），并且调查时间很短，以尽量减少信息传播风险。因为第二轮是在第一轮村庄中的子集中进行的，所以作者增加了额外的筛选问题，以排除曾经听说过或参与过调查活动的潜在受访首先，文章展示了SP实验后对人们对州法院的行为的影响。然后，转向对村务委员会简介影响的探讨，也提出了一系列的稳健性检验。
表1的面板A报告了对三个主要的结果变量的估计，即预期使用、基金独裁者博弈中的分配和投资博弈中的分配。从中发现，在对政府有利信息的引入后，对结果变量均产生了积极的影响。面板A中还包括了常数的估计值，表示实验前的平均值，例如，在第一列中，SP实验使得预期使用增加了约20%（0.8/4.06）。与预期使用变量相反，另外两个结果变量并非自我报告数据，二十来自于受访者在高风险实验中的行为。第二列显示了在基金独裁者游戏中，积极信息对受访者分配给州法院的金额有很大的影响，从104.8的基数开始，分配平均增加15.4。这相当于在样本中，实验后的平均分配额约为116，大约是一天工资的四分之一。投资博弈的结果类似，从115.4的基数上升了14.6。表格1的面板B报告了社会实验者效应。有人质疑，A组的估计值反映了受访者会按照他们认为实验人员愿意看到的方式行事。由于信息处理提供了关于国家机关的积极信息，受访者可能会推断实验人员会希望他们对国家机关的看法变得更加积极，并相应地改变他们的回答。所以作者用社会实验者实验来衡量这些影响的程度。如上节所述，作者提供的陈述只包括对州法院的意见，而没有任何明确、客观的信息。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存在相关影响，那么实验者效应应该更强，因为有一个明确陈述的观点。面板B的结果与面板A的结果非常的不同，可以发现在两个高风险的博弈游戏中，社会实验者效应在统计上不显著。这个问题在面板C中得到更正式的解决，面板C将SP和SE样本汇集在一起，并估计两个处理效应的差异。公式为，β现在是两个虚拟变量交叉项的系数，γ是虚拟变量的系数，代表了受访者进行SE处理的影响。公式（2）的估计结果与面板A和面板B的比较结果一致：即使剔除了社会实验者效应，SP实验也有很显著的影响。总的来说，表1的结果表明，尽管巴基斯坦国家机关普遍存在根深蒂固的效率低下的现象，但是公民愿意更新他们对国家机关的看法和行动，以回应有关服务质量提高的可信信息。前文有提到，国家机构的低效可能促使公民转向非官方组织需求公共服务，反之，当国家机关得到改善时，同样的机制可能会引发减少与非官方组织的接触。在本节中，主要关注非官方组织即村务委员会在争端解决方面与州法院的竞争。表2总结了主要的结果，结构与表1相同，除了因变量是两个博弈游戏中对村务委员会的预期使用和资源分配。信息处理仍然是提供关于州法院变得高效的正面信息。在表2的面板A中，三列的估计值可以直接与表1的面板A的估计值进行比较。在第一列中，发现了一个负的间接影响-0.55,这表明对比表1的估计值要低约30%，仍是统计显著的估计值。在第2列和第3列中，基金独裁者博弈和投资博弈有着类似的间接影响，第2列的估计值为-10.4，第三列的估计值为-12.13，列2的估计值比表1的直接影响小约30%，列3的估计值比表1的直接影响小约15%。在面板B中，与表1的面板B用相同的方式估计了社会实验者效应，并得到了相似的结果。对自我报告的预期使用数据有一个负面的影响，但是远远小于积极信息的影响。面板C净出了社会实验者效应，发现国家机关的积极信息对非官方组织有着显著且相当大的负面影响。总之，结果显示，一旦个体更新他们对国家机关改善的信念，非官方组织就会产生大量的负面溢出效应。这些结果表明，关于国家机关变得高效的信息不仅可以说服人们更多地寻求国家机关的帮助，还能诱使群众脱离提供竞争性服务的非官方组织。社会实验人员担心的部分原因是，由于匿名性的缺乏可能会影响受访者的回答。所以，作者设计了一个完全匿名的基金独裁者游戏，在这个游戏中，资金分配是完全私人的，不能被研究人员识别。从表3可以看出，这个匿名博弈的结果与原来的基金独裁者博弈的结果在性质上是相似的。这些结果表明，缺乏匿名性以及由此产生的任何相关的社会实验者效应并不是直接和间接影响的主要因素。值得注意的是，这个匿名博弈的估计量几乎是表1和表2中原始估计的两倍。文章通过两个测试，以支持受访者对实验中的具体信息会有反应的情形。首先，作者调查询问了受访者对提供的信息的信任程度。公式为，其中代表了受访者是否对信息的准确性有高度信任的虚拟变量。将受访者对信息的信任程度设定为从1到10的等级。认为信任大于或等于6的等级为高信任度。并认为拥有高信任度的个体会对信息有更大的反应。表4的结果与这个结论一致。例如，高信任度的群体的平均反应是低信任度的群体的平均反应的两倍。第二，作者设计了一套新的游戏，在其中改变了实验中提供的信息的来源。试点结果显示，与地方电视频道相比，受访者更信任国家媒体。根据这些信息，作者为受访者提供两个密封的信封。受访者被告知，一个信封中的信息来自巴基斯坦国家电视台PTV，另一个信封中的信息来自私人电视频道。两个信封内的信息是相同的（国家和地方媒体确实报道了这一信息）。每个人被随机分配到了两个信封中的一个，受访者打开信封并阅读。结果如表5所示，列1表示当PTV报道时，受访者对信息的信任程度更高。在第2-4列（A至C组）中报告的主要结果表明，存在显著的对直接影响方面的影响。列5-7显示对间接影响的影响并不显著。尽管如此，直接效应上的显著差别证实了信息渠道的作用。作者还对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做了额外的稳健性检验，发现主要结果在一系列的变化中仍然显得相当文件，并没有受到异常值或可能没有完全理解游戏背景的受访者的过渡影响。作者还进行了积极消息对国家机关的直接影响和对非官方组织的间接影响的渠道分析。上述的分析显示了州法院对积极处理的信息会产生有力的直接影响和间接影响。对国家机关的直接影响表明，当受访者发现这个信息是可信的，则会改变他们的信念和行为。这种反应与贝叶斯和非贝叶斯信念形成模型一致。当关注对村务委员会的间接影响时，实验设计是这样的：提供的信息与村务委员会的效率和可信度没有直接关系。然而，正如文章开头所预期的那样，受访者不仅改变了他们对村务委员会的预期使用，还改变了他们在基金独裁者和投资游戏中的分配。预期使用的变化相对容易理解：如果受访者希望更频繁地使用州法院，那么他们会较少地使用村务委员会。但是不能立刻得出为什么改变他们在博弈中的资源分配。所以，作者讨论了三组原因，探讨产生这样变化的原因。（1）动机推理：在动机推理模型中，个体不仅选择行动，而且选择他们的信念。信念选择的动机是，当行为和信念更一致时，个人的整体效用可能更高。动机推理为对国家机关和非官方组织的态度之间的联系提供了一个概念框架，因为个人通常需要接受与他们互动的组织的一些价值观、意识形态和规范。（2）贝叶斯更新：作者还分析了在相同的背景下，当受访者是纯贝叶斯时，没有任何动机推理的考虑。作者表明，在最合理的假设下，贝叶斯个体不应该调整他们对非官方组织的行为或信念来回应关于国家机关变高效的新信息。另一种假设是，由于存在强大的收入效应，受访者对于非官方组织的行为可能会改变，但他们改变他们对非官方组织的信念。作者的实证结果证明了基于动机推理的非贝叶斯行为是合理的。（3）机制对比效应：最后一种可能性时在实验中对非官方组织产生的间接影响是实验设置的一个不可归纳的特征，而不是在真实环境中会发生的反应。这个想法是，当一个实验中有两个选项时，受访者可能会很自然地进行相对比较。例如，一个选项不那么吸引正是因为有另一个特别吸引人的选项作比较。这种机制对比效应可能是对村务委员会消极的间接影响的原因。动机推理模型的关键预测是，关于州法院减少延误的信息应该对村务委员会的看法和信赖度产生不利影响。作者用采用四个变量衡量信念和信任。前三个变量是：服务的效率，它代表了受访者对机关为普通人提供服务效率的看法；执行效率，即与法院执行其裁决的效率相对应；访问，衡量一个普通人寻求机构帮助的难易程度。第四个变量是，信任，衡量的是个体对机构的信赖度。结果见表6。面板A关注的是对州法院的直接影响，而面板B关注的是对村务委员会的间接影响。面板A显示了州法院在群众看法、使用和信任方面的一致提升，与受访者相信州法院可以积极行事并更新了他们对州法院的看法一致。例如，直接影响为0.87，就服务效率而言，估计值为0.54；就执法效率而言，估计值为0.6；信任的估计值为0.87，这些影响与基线值相比是相当大的。面板B的第二列，就服务效率而言，对村务委员会的间接影响是负面的并且统计显著。在第4列中，执行效率的估计值为-0.16。对信任也有同样显著的负面影响。唯一例外的是第3列关于进入组织的难易程度，有正面但不显著的间接影响。总的而言，正如前文介绍，当巴基斯坦人转向并开始信任非官方组织时，可能是国家机关的普遍低效，并且这会产生恶性循环。作者提供了两项证据，用来反驳用机制对比效应解释结果。首先，在第一轮样本的一个子集中，大约有800人，为另一个国家机关，即州立医院，纳入了实验前后的使用和信念问题。虽然没有对州立医院实施博弈游戏，但是发现在于其使用和服务效率方面，对医院产生了很小的积极影响，在信任和进入医院的难易程度方面，没有明显的影响。因此，结果反驳了机制对比效应。然而，由于医院的结果并非来自高风险的博弈的资源分配，此外，医院是作为第三机构被加入，对比效应的性质可能会有所不同。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并更直接地测试对比结果，在第二轮中，作者确定了一个相对中立的参与者，即当地体育俱乐部，然后运行一个改编游戏，这个改编的版本与最初的游戏设置完全相同，只是将村务委员会替换成当地的体育俱乐部。该游戏要求受访者考虑为当地体育俱乐部捐款或投资，有250名随机抽中的受访者参与。如果负面的间接影响是由对比效应驱动的，那么应该会发现，对当地体育俱乐部的负面影响，与对村务委员会的负面影响差不多。表7的结果显示，没有证据表明存在这种对比效应。又发现，对国家机关的直接影响是统计显著的，而对地方体育俱乐部的积极影响则要小的多。例如，基金独裁者博弈的系数估计为3.6，而投资博弈的系数为5.20。在面板C中，发现相对于地方体育俱乐部，州法院在预期使用和资金分配方面存在巨大的正向差异影响。贝叶斯模型可以通过研究异质效应进行额外的预测。首先，在贝叶斯更新中，当群体负国家机关和非官方组织的处事质量非常确定的时候，不会过多地更新他们的想法尽管会有新消息的出现。第二，当先验是消极关联时，初始信念对行为体的影响应该对称地影响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例如，如果对国家的初始信念越有利，直接效应就越小，那么它们也应该导致更小的负面间接效应。这个等式可以根据个人对国家机关和非官方组织的基本信念，产生不同的影响。此外，初始信念的平方项的引入代表了这些效应是非单调的可能。与前文相似，面板A表示直接影响，面板B代表间接影响。前三列不包括二次项，因此主要关注关于国家机关的非官方组织的初始信念的对称效应。这三列的结果显示了异质性：对州法院初始信念较高，则转化为较小的正向直接影响。同样，对村务委员会的初始信念也会影响其受到负面间接影响的程度。贝叶斯模型没有对这些方面作出严格的预测。相反，模型认为这些影响应该是非单调的。当先验是负相关时，初始信念与处理变量在两个行为体中应该有相反的符号。表8中的结果不支持这一结论，例如，人们对州法院和村务委员会的初始看法都会有负面的影响，尽管其并不显著。
接下来的三列用来证明单调性。特别的是，在基金独裁者和投资博弈中，州法院的初始信念的平方项是负面且统计显著的，但是州法院的预期使用则不然。预期使用和基金独裁者博弈的估计模型是单调的，而投资博弈把模型是非单调的。当初始信念接近最小值时，非单调性与贝叶斯预测一致，信息处理的影响为正，当初始信念接近最大值时，影响为负。相反，对于村务委员会的预期使用和博弈分配的影响是单调的，它是村务委员会初始信念的函数；即使平方项是显著的，但是它只是使关系凸，而不引入任何的非单调性。事实上，当初始信念接近它们的最小值时，负面影响会更强，这再次与贝叶斯模型的预测形成对比。总的来说，异质性取决于初始信念，例如，那些已经信任州法院的个人不会对他们的行为进行太多的更新和改变。对国家机关缺乏信任，使得公民不愿寻求服务，也不愿与之互动，这是许多发展中国家是一个普遍的问题。文章关注的是巴基斯坦Punjab的农村地区，那里普遍缺乏对国家机构的信任，特别是对州法院的信任。然而，对州法院有利的信息使得受访者更愿意信任这些法院并与之合作。在受访者自我报告数据和高风险的博弈游戏中，这转化为对国家机构相当大的积极直接影响，表明，尽管群众对巴基斯坦政府有着根深蒂固的不信任，但真实可信的信息可以改变人们的信仰和行为。更有趣的是，文章假设国家机关的低效与非官方组织的成功存在反馈，文章估计了对国家机关有利的信息会对非官方组织产生巨大的间接影响。并且作者证实，这种间接影响并不是由对比效应驱动的，也不能用缺乏匿名性来解释。关于一些计量方法的合辑，各位学者可以参看如下文章：①“实证研究中用到的200篇文章, 社科学者常备toolkit”、②实证文章写作常用到的50篇名家经验帖, 学者必读系列、③过去10年AER上关于中国主题的Articles专辑、④AEA公布2017-19年度最受关注的十大研究话题, 给你的选题方向，⑤2020年中文Top期刊重点选题方向, 写论文就写这些。后面，咱们又引荐了①使用CFPS, CHFS, CHNS数据实证研究的精选文章专辑！，②这40个微观数据库够你博士毕业了, 反正凭着这些库成了教授，③Python, Stata, R软件史上最全快捷键合辑！，④关于(模糊)断点回归设计的100篇精选Articles专辑！，⑤关于双重差分法DID的32篇精选Articles专辑！，⑥关于合成控制法SCM的33篇精选Articles专辑！⑦最近80篇关于中国国际贸易领域papers合辑！，⑧最近70篇关于中国环境生态的经济学papers合辑！⑨使用CEPS, CHARLS, CGSS, CLHLS数据库实证研究的精选文章专辑！⑩最近50篇使用系统GMM开展实证研究的papers合辑！关于相关计量方法视频课程，文章，数据和代码，参看 1.面板数据方法免费课程, 文章, 数据和代码全在这里, 优秀学人好好收藏学习！2.双重差分DID方法免费课程, 文章, 数据和代码全在这里, 优秀学人必须收藏学习！3.工具变量IV估计免费课程, 文章, 数据和代码全在这里, 不学习可不要后悔！4.各种匹配方法免费课程, 文章, 数据和代码全在这里, 掌握匹配方法不是梦！5.断点回归RD和合成控制法SCM免费课程, 文章, 数据和代码全在这里, 有必要认真研究学习！6.空间计量免费课程, 文章, 数据和代码全在这里, 空间相关学者注意查收！下面这些短链接文章属于合集，可以收藏起来阅读，不然以后都找不到了。